十年 Decennis

从十岁到二十岁， 是我们由天真懵懂嬉于玩闹到激情澎湃激发理想的十年； 从二十岁到三十岁，是我们从满怀热忱充满希望到放弃理想甘心退后的十年。十年之前，我们曾经无知；十年之后，我们或许已经妥协。在这十年之界，我们在异国他乡为心中的理想打拼。十年之前的我们，也许没有想过会有一天游学四海；十年之后的我们，是否还会记得当年的信誓旦旦？在这十年与十年之中，留下的，是我们的观察与思考。

Sapere aude–dare to know! 康德的不朽名言是启蒙运动的格言，也是我们年轻一辈人的誓约。我们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同时，谨记着对修、齐、治、平的探索。于是，我们创建了“十年” 这个还处于摸索状态的电子杂志，来记录外面世界的变化，记录我们此时的观察与思索，来展观这未来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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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斷章
by 北

圖論課四十分鍾草擬”春天”一文千五百餘字. 某君以為以下一段足矣, 另一千餘字為蛇足而不足道哉. 聽從之, 刪得如是. “春天”者, 春天所作之春文也. “春之斷章”者, “春天”之斷章也.
“…… (以上刪去八百餘字)
至今, 我在春天的美國, 只是偶爾慚愧東面. 任公所見中國之老朽, 胡適所見中國之陰戾, 魯迅所見中國之麻木, 孫文所見中國之自棄, 在這一百年的腥風血雨中, 都消解了麼? “關於十年” 文中將我們這些留學生與那前輩們比肩並提. 依我之德能, 只能汗顏之餘, 堪堪自勉, 企及前輩之萬一. “十年”的銘言, Sapere Aude, 令我感到另一種惶恐. 禮記大學之章極言格物致知要者, 在正心誠意, 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 西人經典如柏拉圖之理想國亦將正義駕於智識之上而視為偉大之人道所求的終級價值. 乃至康德, 早年治物理, 後轉玄學諸問題, 學識之究極在實踐理性與倫理學, 其道德之宏偉相輝智識之深奥而成為啟蒙運動之一盏明燈. “十年”的諸位同學們, 在勇於為智的同時, 不更應該勇於為仁嗎? 康德以心中之道義為畢生的敬畏, 羅素以對人類苦難之悲憫為奮鬥的驅使. 在這裏, 我不想說令人顯得虛偽古板的”責任”: 現代語境中, 責任如一座大山將人們自由活泼的靈魂壓住, 只有在面對每人自己的快樂時才真實. 我想說, 我所能感覺的人道的美麗, 只是人們在可憐自己時也能體恤他人, 盡力讓這個不完美的世界少一些悲傷的故事.

…… (以下刪去兩百餘字)”

梦，未加工。

致命的盘查
××××××××××××××××××××××××我叫分割线××××××××××××××××××××××××××

一个矮胖警察伸手示意，一辆绿色出租车在收费站前缓缓停下。

这辆车太老了。绿色的车身上锈迹斑斑。

警察打开车门，摊开记录本，端详着车里的几个人。

一个黑人开车，一个黑人坐在副驾驶位，一个黑人挤在后排。

后排靠窗坐着一个白人女孩，不过十三四岁，小脸瘦削而苍白。一双大眼睛略有些睥睨，兴奋中夹杂着神经质的惊恐。

警察的逼视把她吓坏了。

妈妈握住小女孩的手。孩子的手指苍白而细长。“乖，不要怕。”

警察盯住黑人司机。

“例行问话，请配合。”

“当然。”

“上个月有一起枪击案……是一辆红车……正是你们这个型号……”

“我们的车是绿的。”

警察看了一眼车上的锈。锈一块接着一块，像是可怕的老人斑。每块剥蚀的地方下面都可以看出隐隐的绿色。

……枪击……

……红色……

红色？

小女孩的眼睛几乎是下意识地盯住了窗框。在那里，她看见了一缕鲜红。虽然只是一缕，但她看见了，鲜红。

红色的车。枪击。

上个月。

她不由得浑身颤抖起来。

母亲望向女儿，眼睛里满是痛惜。她从口袋里拿出一瓶巧克力糖，取出一粒递给女孩。

“来，吃颗糖吧。”

女孩顺从地低下头，用苍白的手指夹起这粒鲜红的糖，放进她几乎没有血色的嘴里。

“这车有年头了吧……绿色的……没改装过？”听起来像拉家常。

“可不是。”

她浑身颤抖得更加明显了。她咬住嘴唇来控制自己。嘴唇咬破了，腥甜的血。

血！

糖果在嘴里也变了味道。她赶紧把它咽了。

“那枪杀案真惨。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姑娘叫什么玛丽的，两个人都死了。”

“可不是。听说她们本来不必死的。只是太多管闲事了。”

……枪击……枪击！

“宝贝，再吃一颗糖吧。”

女孩又顺从地接了一颗鲜红的糖。糖粒上小小的“M”字在她指间微微颤抖。

M，玛丽。

女孩捏了捏母亲的手。

母亲依着女孩的眼色瞥了一眼窗框。

她心里也是一惊：窗框下竟然露着一丝丝红色！当然从窗外是看不见的。

“你听谁说的？”警察来了兴致。

“报纸。”

女孩的眼光落在身下灰绿色的座垫上。这个垫子很新。相对于这辆旧车，似乎太过新了一点。

她偷偷掀开一角。下面，竟是一个红色旧丝绒垫子。

“你们没什么想说的么？和警方合作会比较主动。”警察的脸忽然阴沉下来，刚才的轻松一扫而空。

“没有。”

再也没有人说话了。

车厢里一片静默。死寂。

两个黑人乘客交换了一个眼神。

警察的眼睛紧盯住司机。

小女孩非常想抬起手去指那个红色的痕迹。非常想！

她的手指已经抬起来了！

妈妈抓紧了小女孩的手。按住。微笑着，她把小女孩揽在怀里。刚才司机的话在她耳边回荡。“……她们本来不必死的……”

“……不必死的……”

“……不必死的……”

“只是太多管闲事了。”

“只是太多管闲事了！”

时间仿佛凝固了。母亲觉得自己在这种巨大的恐怖中，慢慢窒息。

五分钟。

警察没有放行的意思。

两个黑人乘客脸上的肌肉抽紧了。母亲看到一个乘客把手插进了裤袋。

又一个五分钟。

母亲觉得自己快要昏厥了。小女孩的脸上挂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她的双手颤抖得太过厉害，母亲不得不紧紧攥住她。

一个黑人乘客欠欠身好像要站起来似的。却终于没有。

终于，警察问：“……你们……真的没什么想说了？”

“没有，长官。”

“……那就……走吧。”

警察一挥手，出租车发动了。

车厢里的每个人好像又活过来了。

“宝贝，再吃颗糖吧。”

“好。”

鲜红的糖果在她手里有一种凄婉的美丽。

绿色的出租车，锈迹斑斑，消失在灰暗的地平线上。

【画外音】

真是可怜的母亲。

她居然指望能让女孩镇静下来！真是太傻了。三颗强效镇静药就能管住她的女儿？尽管是最大单位的红色药片也做不到。

已经三年了。接受母亲的心理治疗已经三年了，女孩甚至都快忘记自己的过去了。

可是他们谈论着枪杀！血！她知道，沉睡的，必将醒来。

好久没杀过人了。她的手都生了。

苍白而细长的手指缓缓地伸向她的小包。

梦，未经加工。

纳粹扫荡过的街区，尸横遍野。全是黑白色调的。
一个牧师躲过了这场屠杀，在尸场中为自己的怯懦和渎神而痛苦。
忽然他看见一点红色。那是一个死人手中的一枝红玫瑰。于是他奔过去抓住那枝玫瑰，捧在胸前。又一点红色。他奔过去——那是一支号角。红色的小喇叭，躺在一个小姑娘的手边。牧师仿佛穿上了红舞鞋，疯狂地奔走于这新造就的坟场中，捡拾着一点又一点的红色。玫瑰和号角。玫瑰和号角。一支又一支。
镜头慢慢推移，牧师的宿命没有终点。

然后镜头转到一个纳粹军官与女俘虏的营帐嬉戏中。（和我做过的所有这类梦差不多，镜头偶尔是女俘的主视角。）
他高大英武，她窈窕美丽。她为了活下去，使出了浑身解数——只求他不腻烦她，不会让她这么快就如前几个女俘一样被赐死。她已经陪了他数个月，大大超过了前几个女俘的平均时间。所以她危在旦夕。
她围着他起舞。身姿曼妙。她观察到他微微闭了眼——要腻了。于是她拉着他离开镜头。再出现的时候，他们都换上了冰舞的表演服。红色的天鹅绒，漂亮的流苏。
旋转，起舞。跪倒，抛掷。他又恢复了兴趣。眼里激情闪烁，英俊的面容变得柔和。在旁人的眼里，他们可称得上是令人艳羡的一对。
女子的眼神暧昧，邀请着进一步的征服。
忽然他从舞台的暗箱里甩出一条长长的蛇。女子被压抑的吸气声——她不敢惊呼，生怕军官一气之下对她挥起军刀。为了在军帐里活下去，她已经学会顺从。
但她仍然舞向了离蛇较远的方向。军官读到了她的恐惧，快意地笑着。把蛇袋子上的标签用军刀挑给她。她飞快地扫了一眼——无毒。但是她不信！她怎么可能傻到相信这是无毒的蛇呢！她哀哀地看着他，他英俊的面庞上是无辜的笑容。“过来！”他命令道。他强迫女子躺倒在他与蛇中间，然后他吻着女子，让她安心。与此同时，蛇的吻印在女子的右臂上。
镜头开始模糊。女子的瞳孔慢慢散大。军官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吻着。彼此都好安静。
旁边扫地的嬷嬷嘟哝了一声：不愧是长官最喜欢的女人。

初识余华，是读那本鲜红封面的《活着》。默默无言中，“活着”这两个沉重的字，被岁月之犁压进一条条深沟里，来年结成沉甸甸的红高粱，粒粒看来皆是血。轻咬慢嚼，有甜丝丝的腥气。

很难把《活着》里的余华归为一个先锋派作家：张扬恣肆的语言，画面感强烈的叙事，字里行间作者淡淡的自鸣得意，以及那个不停咀嚼生活记忆的福贵老汉——怎么看怎么主流。对死亡的描写是俭省的、平静的。《活着》中的死亡，不可谓不荒诞：为营救当权者难产的妻子，抽血过多而死。然而，尽管死亡的设计是如此荒谬，作者对死亡的渲染却十分严肃。这种巧妙的暗讽，如同西服革履却穿了不同颜色的袜子，与有心人增一笑耳，先锋之名，恐不妥当。过于纯熟的手腕下，绘出的线条也许就失于圆滑。

然而《一九八六》里的余华，却是一个年轻的余华，锋芒毕露的余华，摇旗呐喊的余华。一个表情丰富不屑于掩饰的余华。

再说两句题外话。

写浩劫和伤痛的小说，往往喜欢写两种人。英雄和常人。都是走极端。英雄就是处处异象，弄潮时代，翻手为云覆手雨。常人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凡凡，一张间谍脸，掉进人堆都不见。写英雄是为了写波诡云谲史海沉浮之中，一个英雄如何迎风而立英姿飒爽，写常人却是为了写黑云压城之时，被毒害的内心是如何挣扎纠结扭曲——因此，越普通越正常的人，内心的旅程才越一波三折。

然而余华写的这个中学教师，当然不是英雄，“一个循规蹈矩的中学历史教师”而已；却更不是正常人。大学里便醉心于酷刑研究，埋首书卷、积累笔记，并不是常人所为，而明白无误地潜埋着一颗黑暗的种籽。特异的美学爱好，对暴力的向往，对罪与罚的执著……这个“循规蹈矩”的中学教师，在还是一个大学学生时候，内心的风暴便小有显露。

虽然这颗种籽的发芽，是在十年风暴之中。

中国传统上就有个很有趣的意象：阵。阵之所以伟大，在于其对于敌方军队的囚禁作用。既然有阵，就有破阵。《兰陵王破阵乐》，金石之声，今世再不闻也。

囚禁，是余华审美语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茧自缚，为阵自困。因为害怕失去，中学教师囚禁了美——假以保护之名。他爱的妻子的美，本是个源于自由的意象：两只红蝴蝶驮着油黑的辫子在空中翩翩飞翔——却横遭了他的囚禁。妻子没有反对（在他的审美世界里，美的化身总因该是柔顺的，譬如走上刑场的囚徒，周身环绕着自我牺牲的光彩），从此与他一样禁足不出。

安全感是囚禁之举最初的意义，却也是囚禁之举最终的尴尬。妻子的确收获了虚假的安全感，但失去了自由的美，渐渐变得麻木。人渐渐成为木偶，不见了飞扬的灵动。这种虚假的安全感却未能欺骗他自己：身兼狱卒与囚徒二职的他，因为担心将从自己构建的牢笼走入别人构建的牢笼，总是惊怖异常。

终于，他的被捕结束了他的自我囚禁。然而被捕之后，等待他的又是囚禁。这一次的囚禁却是有终点的：通向审判，通向刑罚。

当红卫兵的脚步渐渐逼近的时候，他预感到自己将要领受的刑罚渐渐逼近。大踏步地，他将走上那一条自己已经千遭万遍幻想过的鲜血之路，作刀尖之舞，以生命为刑罚之美献祭。破阵！破阵！刑罚，将如九天之雷降临大地，终结压抑憋闷的囚禁之夜，让一场鲜血之雨荡涤世间万物，再无尘埃。也许是被记忆深处对于暴力美学的热爱所激动着，他变得兴奋异常，呐喊跳跃。红色的舞鞋，穿上便不停起舞，再不停歇。破阵！破阵！——竟无意间逃到了街上。

忽然“自由”了的他，并不愿意领受这一份“自由”——不知怎地，他又一次成功地把自己囚禁：囚禁在过去的时间里。记忆闪回，蝴蝶飞舞，一幕幕一重重，让他无法离开。这一次囚禁的是心魂，他永远无法解脱。这种囚禁与天地同寿，成为横亘在宇宙间的一个巨大的孤独。

不知不觉间，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曙光下没有他的位置：新的时代已经不接纳刑罚，不接纳囚禁，不接纳他的美学观，不接纳伤疤，不接纳鲜血——不接纳属于过去的他。

成为了不合时宜的疯子，他行走在白骨森森鲜血淋淋的世间，徒劳地寻找这一场囚禁的终点：刑罚。红舞鞋踏上刑场，他用脚丈量囚禁的长度。破阵，破阵！只有通过刑罚，囚犯才能解脱。献祭越是惨烈，解脱越是彻底。而他，有资格享受极品刑罚——他大学时代心心念念的中国酷刑。有了刑罚为囚禁封缄，囚禁才有了意义，有了荣光万丈。

琵琶继续乱弹。多骨少肉的音色，铮铮琮琮。

他，即使是沦为一个可怜的疯子，仍然实现了他对囚禁的抗争。而同时代的人，更多的却是选择了接受囚禁。妻子自不必说，屈服于他的囚禁，又反过来囚禁了她和他的女儿。千千万万个走过浩劫的家庭，为了能够沐浴在新的曙光中，不惜割断了与过去连接的脐带，而把自己囚禁在了没有历史感的现在，甘心成为不知从何来、向何去，坐以待毙的囚徒。

难道，这样的囚禁，便不可悲？

In hi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Georg Lukacs attempts to reemphasize Marxism’s Hegelian origin and redeem dialectics from attacks of revisionism. Opposing Kantian metaphysics, which makes an arbitrary difference between thing and thing-in-itself, the dialectic is supposed to be a relative dynamic between opposite ideas; in addition, it is supposed to be praxis, or unified thoughts and action. Consciousness is a dialectical notion: it is supposed to be “practical critical activity” with the task of “changing the world” (78). Class consciousness, in addition, “approaches society from another world and leads from the false path it has followed back to the right one” (78). In order to bring historical movement, the proletariat must organize itself and realize its own class consciousness.

This reading of class consciousness, while recognizing its aim for praxis, nonetheless place it primarily in the realm of thought. Even though upon realization of class consciousness action towards revolution must be on the way,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itself does not quite contain action yet. This reading suggests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class consciousness is the exact moment that the thought is leading towards action; and, by virtue of its transition, class consciousness contains both thoughts and action. That which comes before class consciousness is either false consciousness or political unconsciousness; that which comes after consciousness–well, I think orthodox Marxism calls it revolution.

However, an opposing interpretation challenges this reading. It states that realization of class consciousness is revolution already because the proletariat class has already recognized its condition, and changes are already made in thoughts. To this point I object: where forth is praxis, that which unites thought and action? Defenders of this reading replies that because class consciousness is already defined as “thought and action”, the realization of such fulfills the dialectics of praxis. But isn’t this logic circular? Class consciousness is both thought and action, hence realizing it fulfills both thought and action. This interpretation seems to reduce class consciousness into a mere game of semantics, making it no more than a play of definitions. The condition of the proletariat does not change; perhaps it can imagine its socioeconomic condition changed–but usually we call that “false consciousness”.

If we are to talk about Marxism, I think it would be for the best that we stay within its historical materialist framework. And perhaps our critique of it should come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s well. For example: why the proletariat? Reliance on this particular class by today’s standard seems absurd. Even in Marx’s, or perhaps later, in Lukacs’ time, such a class would be unable–too uneducated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alienation, of fetishism, and of class consciousness–to carry out anything on its own. It is merely a reified object to the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ians, whom, symbolizing thought, required an outlet for action. What of subject-object relations and praxis? Well, I believe that in Hellenic Athens a group of professionals named sophists often taught their disciples ways of deceiving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others through the art of speech.

When the term “revisionism” first appeared in Eduard Bernstein’s work Evolutionary Socialism, it lacked its latter stigma as any form of deviance to an arbitrarily established “orthodoxy” of Marxism. Had Bernstein lived, he would have rejected with disgust Mao’s calling of Khrushchev “revisionist” and other abuses of his term.

Is Bernstein’s revisionism truly “revisionist” by its later attribution? The answer is clear: Bernstein would disagree with Mao by stating that Khrushchev’s thaw and destalinization was not enough. Only a genuine move away from Communist ultimate goal and violent means of achieving for parliamentary socialism would suffice the burden of the term “revisionist”. Revisionism, in its philosophical grounds, further represents the move away from Hegelian dialectics for Kantianism. Bernstein undermines the theory of value that Marxist creates in Das Kapital. As an associate of Marx and a close friend (and one of the two literary trustee) of Engels, then, Bernstein had truly disowned the original foundation of Marxism.

The historical reception of Bernstein, however, is dim; he was criticized immediately by orthodox Marxists of his time–most famously by Sparticist Rosa Luxemburg, who called him the first of Marxist “opportunists”. His “revisionism” was often mentioned as a label against political enemies while his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Marxism to call for self-examinati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elaboration of the Marxist doctrine must begin with criticism of it” (Bernstein, Evolutionary Socialism, 25). His reception outside of Marxism fared no better. Even though European democratic socialist parties in practice followed many of Bernstein’s points, they find Bernstein perhaps too tainted by his associations with Marx and Engels for orthodoxy. Had Bernstein been less practical and more capable of producing a sound theoretical work of his own, perhaps he would have found better receptions.

Of course, one must not forget that in the post-Marxist world, the specter of Marx (and his followers, critiques, friends and enemies) lives. Derrida’s hauntology found its way even into Marx’s prodigal son, Eduard Bernstein. When Bernstein’s spirit was invoked by Xie Tao in his famed article last February in support of Chinese adoption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would it know that through such invocation Luxemburg’s criticism of Bernsteinian “opportunism” was again conjured into existence as well? Perhaps, instead of criticizing Xie Tao’s citation of Bernstein as an anachronism, we can see this act in the light of huantology and accepted our fate that the haunt is long from over.

第一次捧起《读史阅世六十年》是05年冬天的事情了。当时为了应付复旦大学保送生入学考试，拿这本书中的中英庚款考试的题目来模拟一下。考试结束后，大致看了下这位成长于动荡年代的学人的求学之路，感触不深，无非一个留学人士在晚年写本较为学术的个人回忆来八卦一下往日风情。

今年寒假，丁亥岁寒之际，在达慕思书院东亚图书馆，与好友偶遇此书，深感有缘，借出后再次回味。今日此时，苟且为一位史学大师作评述，不自量力之处，望看读者莫笑。我尽量只写我对书的评价，不加入太多个人感情问题，不过此书确实夹杂了我不少感情，同样的冬天，相差无几的温度，一样的文字，一样的迷茫。。。

就此书而言，何炳棣在书的上篇还算客观，仅仅客观回忆了其求学历程，从中学到大学。最为令我欣赏或值得学习的是其学习的计划性：在大学期间，虽然清华经历了战火的纷扰，但作者依旧完成了英国史的自修的计划，读完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等著作，同时为以后博士阶段的英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这段时期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更可谓是中国最强大的历史系。雷海宗、蒋廷黻、陈寅恪等人云集一堂，又有梅贻琦作为清华校长，保证学术思想自由独到，让当代学人无限向往。

当然，从书中最可取的那些信息莫过于如何做学问了。记得余英时先生曾对一个年轻的学生说过：“做学问最重要的就是敬业！”这句话非常有道理，何炳棣先生的成功也在于其敬业。从大学起就勤于练习，善于考察一手原始资料。在描写国外的下篇中，很明显地可以发现，作者地成功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其良好学术习惯。何炳棣曾经在纽约国会图书馆中文书库中花一整个夏天抄写中国某个地区的地方志中的统计资料，并且反复考证其真实性。同时他还四处游走，寻访各种史料。对于一个历史学者来说，史料的详实和独到是其成功的一大基础。而何炳棣就是这么一位基础坚实的历史学家。

书中如果细细读来，可以发现作者有较为明显的自吹自擂之嫌，但这本书对于我们读者的意义并不在于何炳棣是否谦卑，而在于如何从他大致的一生中觅得今日得生活指导。不论今后从事何种生涯，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基础，而对于基础的培养，往往就需要一种”敬业“了。

The title Metahistory may seem deceptive: I approached the book imagining that its author, Hayden White, is attempting to create another 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the lines of Hegel, Spengler, and Toynbee. Instead, White treats patterns of history in a post-structuralist perspective: he analyzes historiographies of prominent historians and philosophers of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like and analyze their work as result of specific tropes and particular aims of these historians and philosophers. Hence, the works of Hegel, Michelet, Ranke, Tocqueville, Burckhardt, Marx, Nietzsche, and Croce are categorized within the four tropes of metaphor, metonymy, synecdoche, and irony–with White himself writing in irony. In addition, explanations of historiographical works can be based on emplotment, argument, and ideological implication, roughly correlated to one another in this fashion:

Mode of Employment/ Mode of Argument/ Mode of Ideological Implication
Romantic/ Formist/ Anarchist
Tragic/ Mechanistic/ Radical
Comic/ Organicist/ Conservative
Satirical/ Contextualist/ Liberal

White’s work, then, is meta-historical in the sense that he perceives language as the key, or meta-aspect, beyond all writings of historiography. A poetic and linguistic approach to history, then, is announced to introduce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ing of writers and interpreters of past events.

Hayden White’s work, then, attempts to reject a perception of history that Collingwood sets out in his Idea of History; previous debates on the nature of history is replaced by an array of writers in history characterized by difference in style, while causality is abandoned in place of plurality. However, I am still at this point inclined to subscribe to Collingwood’s view that history is the reenactment of thoughts of historians, who are but imaging the thoughts of his treated subjects. In the Collingwoodian sense, history is kept as a continuation of thought, an idea that man consciously “remembers” and attempts to reach through their own thoughts. In this sense, then, history can be kept true regardless of the format that it is kept; man can interpret the artifacts of the past regardless of its status as a historical account, a part of archive, a chronicle of events, or physical object of the past like a palace, a piece of art, or even a coin.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tahistorical analysis of history is itself limited by language–and especially in the form of written language. Its ability of explanation is limited by the form of historical accounts and therefore cannot be complete.

我想带你去温暖热情的温哥华，
吊桥春风，芳香飘散，山水如画。

我想带你去落日沧桑的哈瓦那，
霜寒城外，绿竹蓝瓦，一叶木筏。

我想带你去光荣神圣的希腊，
繁星倒影，满天烟花，幸福爆炸。

我想带你去明媚悠扬的巴塞罗那，
七月仲夏，笛声轻荡，笑靥如花。

我想带你去帝国余辉的罗马，
夕阳西下，执手相望，手捧山茶。

我想带你去寂寞深沉的卡萨布兰卡，
玄关之下，背靠白墙，细品摩卡。

我想带你去天高心清的拉萨，
圣湖之旁，烈日起舞，奔跑山崖。

我想带你去安宁静定的日内瓦，
散步山林，小桥人家，聊以佳话。

可是，
我们美丽的幸福，就这样挥霍完了吗？

消逝的童话，无奈让眼泪落下。
我们憧憬的未来，就这样算了吗？

回忆越美越可怕，
只会让我的思念增加；
时间纵是魔法，
也挡不住我的牵挂。

往事童话，
似水年华，
咫尺，就是天涯。

话说Gary Shteyngart去年写了本怪书，名曰Absurdistan，讲诉了种种荒唐的事情：好比说，主人公的父亲为了不让他儿子回到美国而留在圣彼得堡而无缘无故的暗杀了一美国商人，并随后暗杀了自己；主人公为了重返美国而至一莫须有国家Absurdisvani来购买比利时护照； Absurdisvani分两地对种族，因为对东正教十字架下方斜架的朝向问题而纠缠了千年；这个坐落于俄罗斯和伊朗的莫须有国家之创建人为了能在石油被哈利伯顿榨干后继续得到赚钱机会，“暗杀”了自己的总统，并从百瑞大酒店上通过乌克兰佣军对自己的人民开始了狂轰乱炸以得到美国出兵（并和哈利伯顿签约）的理由… 总之是此书非常荒唐，把美国和俄罗斯讽刺到了位。

不过今天我与一朋友的交谈则更荒唐。朋友说，你看啊，这塔克拉玛干沙漠，荒着也是荒着，实在是可惜了。怎么叫可惜呢？这可是挣钱的大好机会啊！我们首先圈地，然后迅速开赌场。正好，借此机会在国内发展Poker，就由中小学生开始做起。这叫“体育竞技”，是需要脑力的。正好帮中央五台引进High Stake Poker，还可以用来教英语。哗啦哗啦我们就发了，地方经济也起来了。然后剩余的土地开出租生意：你看这年头国家之间不是喜欢打仗吗？而每次都导致平民死伤，战后还得重建；不如直接在沙漠解决，反正也没什么损失。说不定过个几十年沙漠沉淀的有机物多了还真成绿地了——全球在暖化一下，直接变热带森林。剩下的沙子啊——就这么办。你去过海滩吧，感觉很不错吧？不觉得在沙滩上走路是最好的按摩吗？对，沙是很有用的。我们就这么做，把沙漠的沙卖到城市里，搞不同颜色的然后加上标示：一曰“黄金沙滩”、一曰“加州沙滩”。你看啊，这年头沙漠化也挺严重的，北京年年沙尘暴，而沙漠资源又特浪费：都给小学生植树用去了，白天一学校的植，晚上工作人员拔，第二天又一学校来植。而我们的沙土生意就把这问题都解决了：咱去美国加州，卖给当地华人，就说，你看，这可是乡土啊！然后人家说：不对啊，这怎么像家后院海滩的沙子？他明显没注意得到这沙袋最下面那排小字：“由于我公司处理沙务繁多，可能无法保证沙土出处的准确性，如有错误，请多多包涵*”，还有后面更小的附记：“*本产品一经出售，恕不退换”… 赚的钱怎么办呢？很简单，去公海上买个荒岛圈起来，然后用来当自由港，上面开个莫须有的公司注册处就行了。接着咱IPO就不用去什么英属维京群岛注册了，就在荒岛上搞。顺便可以开始宣传岛产物品的期货，倒卖莫须有的权利。顺便可以开发最新的房地产期权，邀请温州炒房团来个一番，房子不用盖价格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