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不想多谈社会转型期的特点和相关理论, 毕竟那会需要几十页来细说. 我只是简单就汶川地震来说两个问题.

范跑跑是一个在这次地震中成名的人. 这个标榜着自由主义的逃跑者竟然获得了不少网民的支持, 可以说是转型社会扭曲价值观的典型体现. 作为一个人来说, 范跑跑的逃跑在道德上是没有错误的. 人们有责任来遵循法律所规定的不能做的事情, 但是有自由来选择在那之外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 从道德的角度来讲, 范跑跑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更重而不顾他人地逃跑虽然不值得赞扬, 但也是无法指责的.

但是, 他作为一个教师来说, 在道德上是完全错误, 并且应该受到谴责的. 作为一个教师来讲, 他肩负着自己的职业责任, 这个在他成为教师的那天起就是不可推卸的, 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之一就是保护他的学生. 另一方面, 在他签定教师合同, 领取教师工资的那一刻起, 他所享受的权利也带给他了相应的义务. 所以, 无论是从道德上还是从义务上讲, 他都是应该收到谴责的, 完全亵渎了“自由”的定义. 取消他的从教资格无可厚非. 确实如教育部所说, 人可以不崇高, 但不可以无耻.

CNBC在节目中说，在这次灾难中中国人把他们创造和积累的财富用到了他们应该用的地方，这也许就是财富会给他们的原因吧。但是真的是这样吗？一些平时最被标榜为成功和财富榜样的中国商人，像王石，像马云, 在这个时候居然跳出来发表所谓”十元论”和”一元论”. 也许是平时与众不同惯了, 这个时候也要与众不同一下. 但是,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自然要顾及公众的影响. 万科和阿里巴巴捐款多少无可厚非, 毕竟公司有自己规定的年度慈善预算. 但是作为个人来说, 他们没有做到平时所谓的”主流”作用.

如今, 每4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有创业的想法. 但是, 在他们成功之后, 会不会都像王石, 像马云, 像马明哲一样, 完全看做是自己的功劳呢? 在这个浮躁的大环境下, 如果我们的企业文化都是如此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的文化, 是否能突破这个夹缝, 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在年初的时候写过一篇关于2008年的展望, 现在看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奥运. 这里只是简单的写一下问题和随想. 08年的下半年还会有一些乱的事情发生, 也许会直到年底才结束. 这并不是什么纯迷信, 而是社会转型必须经历的动荡过程. 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从People’s Republic of Profit, 踏过People’s Republic of Problems, 走上Prople’s Republic of Progress的道路, 最终成为People’s Republic of Paradise.

不得不说, 邓文迪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这两个女子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 狠. 心机缜密, 并且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于是, 聪明的邓文迪成功的嫁给了聪明的默多克. 但是, 聪明的默多克竟然连她过去有过一段婚姻都不知道. 当华尔街日报记者问到他时, “从来没有见过跑得想他这么快的人”. 后来的事实证明, 聪明的默多克还是不如邓文迪聪明, 邓文迪还是一步步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十年之后, 一个当时看到这个情景的女子, 用另一条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章子怡比邓文迪更聪明的一点在于收买大量媒体说好话, 减少了很多负面舆论. 章子怡在完成了N级跳后, 终于撞上了她有可能找到的最好的男人. Aviv Nevo是极其一个聪明的男人, 比默多克还要聪明. 这个曾经高盛最大的个人投资者, 如今时代华纳最大的个人股东在金融和传媒领域都有着惊人天赋和丰富的人脉, 可以说是一个个人版的Allen & Co. 一个有着John Doerr社交和投资能力和雷石东的传媒判断力的聪明男人, 自然是让章子怡这个聪明女人感觉像是找到了金子, 第一次见面就故意说起想要成家. 不过这次Vivi这个极其聪明的尤太男人苦心经营20年的人脉对于让他了解章子怡过去的事情没有任何帮助, 就像默多克一样, 中国太远了. 虽然精明如他在婚前就签定财产保护协议, 毕竟像他这样的花花工资离婚概率还是很高的. 但是像章子怡这样聪明的女人自然有办法在婚后一步步达到自己的目的, 就像当年的邓文迪一样.不管怎样, 这段各自心怀鬼胎的婚姻是所有聪明的男人和聪明的女人, 和想成为这样聪明的女人的人可以吸取经验和教训的. 最后会是聪明的男人, 还是聪明的女人赢呢? 也许还是女人吧.

花城出版社的本子，还附有欧阳子所著的《王谢堂前的燕子》一篇评论，对《台北人》之中的每一篇都加以探索品评。其文字之洗练、见解之深刻，实为我所不能及，读来大有感触。虽然个别论点不免有牵强或粗糙之陋，却难掩其瑜，无怪乎作者会欣欣然收于集中，共为一大观也。我本来也想在《台北人》中择其二三，详加评析，与友共赏，无奈美玉于前，续貂之行似无甚益处，只得作罢，随便说两句杂感算了。

我读小说，于文字最是挑剔。上品小说，如同上等旗袍，必然裁剪得当，是一个字都不会多、一个字也不能少的。这炼字的功夫绝非一夕可成，而是要古文白话共举，读书写作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方能臻此化境。短了这功夫，再精彩的情节安排、人物刻画，总免不得捉襟见肘或是松松垮垮，缺了那种雍容典雅的气度，扭扭捏捏地显出了小家子气。是故文坛上一些久有盛名的大家，远如冰心、曹禺甚至张爱玲，近如王安忆、写《檀香刑》的莫言以及写《兄弟》的余华，都流于繁复冗长。

冰心、曹禺不应苛责，毕竟白话文尚为新创，他们的写作受了太多欧化语言的影响，应当作为一种尝试而不是成品来阅读。看待婴儿期的白话文创作，应赞赏其大胆改革之精神，而不应执著于它形式上的不够精美。而张爱玲则是被自己华美的文字迷住了：好一块精妙无双的湘绣！左看右看，本该冷酷无情的剪刀下还是做了保留。绣工美则美矣，整体看来却总是有些游离和拖沓。王安忆虽然否认自己在艺术上与张爱玲的承继关系，但文字上看来，确是将张派文艺那种华美的拖沓继续发挥，大段大段的抒情不必要地拖缓了文字节奏，在较不著名的几个中篇（譬如“三恋”）中最为明显，而在《启蒙时代》中略有改善。莫言的《红高粱》还算简练，而《檀香刑》中他也许是因为尝试使用了“猫腔”这种地方戏曲的唱腔作为叙述形式，不加约束的铺陈使得小说失去了简约的美和克制的力度。余华的作品本来有着扣人心弦的节奏和刻画入骨的文字，炼字的功夫也让人叹服。谁能谁知《兄弟》一书中我却全然找不到从前那种阴沉压抑、令人惊悚的讲述，代之以浑浑噩噩疯疯傻傻以及把肉麻当有趣。对这种令人痛心的“大突破”、“大转折”，我除了真心希望真如几位教授所言，这种文字是余华有意为之来抗议我们所处的这个腐败溃烂的时代（虽然我觉得这解释太后现代也太离题万里了），无法做出其他的评价。

读到《台北人》的文字，真是有一种“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的感慨。甚至特意放慢了阅读速度，好酒慢慢呷。若将织文比裁锦，君衣无处不调匀。只有用这样精巧的文字妆点成的小说，才是真正的绝代佳人，转身亭亭而去，留下一个婀娜的背影。

《台北人》中推荐几篇为诸君细读：《游园惊梦》、《永远的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思旧赋》、《一把青》、《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其中《游园惊梦》当为第一：唱腔与叙述的糅合、幻觉与现实的穿插、明场与暗场的过渡，无一不清晰自然。十来个主要人物，无论是出场了的还是只存在于想象和记忆中的，全都交代得全须全尾、活灵活现。在一个不过半个时辰的场景中，把一个横跨了二十年、从南京演到台北的故事通过多个场景的重叠交叉演绎得惊心动魄又留有余地，整篇一气呵成，文采斐然。其实不过是一个昔日南京的同门戏子、今日台北的官太太们重聚首、开宴席外加票昆曲的故事，说浅白也浅白，说深邃却也深不见底。这种宴会，几乎类似于今日的同学聚会，但却略有不同：首先当年蓝田玉、桂枝香、月月红和天辣椒这些女子进了得月台唱戏，和上学就有本质的不同，其最终的“目的”（虽然不一定明言直道）都是嫁入豪门、修成正果，这种竞争的残酷可以使有的人不顾礼义廉耻、无视人伦亲情；而这风月场上的男人，从来就不懂得“忠诚”二字：只要有个更年轻更漂亮更风骚的去勾缠他们，他们随时可以退下已下好的媒定，将未过门的新娘一脚踢开。因此戏子们的同门倾轧就带了更多卖弄风情、献媚争宠的成分，这种聚会也是世俗的、风情的，充满了诱惑与抗拒、圈套和猎物，每个人都在志得意满地（或者至少装作志得意满地）展示着自己的战利品——身上的炫目穿戴是在展示未出场的夫君有多么显赫以及自己有多么受宠，而带来的年轻副官则是她们更加得意的战利品，是对她们无边魅力的最好佐证——却又都在小心翼翼地防范着别人对于她们战利品（往往是副官情人）的无情掠夺。这种聚会对于年华半老、丧夫失势的女主角，不消说是残忍而令她痛苦伤感的，但这种痛苦伤感于内是五内俱煎，对外却是克制的、古雅的，而这古风古韵中，正透出了属于那个已经消逝的贵族时代的一种清高。白先勇特殊的家世背景以及学贯中西的文化底蕴决定了他对于这种题材的独到把握：越是上流社会暗藏机锋的谈笑，越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大场面，他便写得越是如同行云流水一般——不是红楼，胜似红楼。

后面的还没写完，今天太晚了，以后再说吧。

族人追寻着老族长的遗示, 找到了这个还在地上玩土的小孩子, 并把他带到了圣城. 这个4岁的小孩子由于东方土地上首长的特批, 跳过了族中历代相传选拔新族长的考验, 直接举行了仪式, 被推选成为新的族长. 那时的他, 还不知道自己命运中的一道门已被轻轻推开, 面前是一条幽深而荆棘的路. 对他来说, 也许只是玩闹的地方由乡间土路换成了豪华的行宫而已.

在他10岁那年, 那群海盗被赶跑了. 14岁那年, 那个免除他考验的首长离开了, 东方的土地上换了新的主人. 新的首长在他15岁那年把他的族区也纳入了领土范围, 并和他签定了针对他的族区设计的特别协定. 而他, 也在这一年提前”亲政”. 对于他来说, “亲政”这个词所承载的意义太多了, 不仅影响了他的一生, 也让他在信仰和现实中找不到出路, 最后迷失在这个词之中.

19岁的时候, 他东去北城, 参加了新的首长们为这片土地召开的第1届政府大会. 在会上, 年仅19岁的他, 成为了全国最高立法机构的副委员长. 那时的他也许渐渐开始体会到这一切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了.

21岁的他, 到族教的发源地和那群有共同信仰的人进行交流. 这, 也就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从那以后, 他逐渐卷入到这场暗潮汹涌的争斗之中. 首长几次前往和他进行秘密接洽, 然而, 族人和一些别人的阻挠和怂恿, 让这个20岁而无依无靠的小孩子失去了方向. 他没有康熙那样的渊博果断, 他有的只是从小被灌输的信仰.

在24岁那年, 他终于推开了人生的第2扇门, 走上了一条更为荆棘也更为艰险的道路. 在随后的岁月里, 在他身边的人的安排下, 他走遍了世界的很多地方, 说一些被安排好的话. 久而久之, 即使他自己最开始不是完全相信, 现在也是全信了. 况且, 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已经让他骑虎难下, 不仅不能再不改变自己说的话, 也很难再回到他所生所长所爱的土地. 即使这样做, 已经让他背信弃义.

而今, 50年过去了. 当年的那个24岁的小孩子, 如今已经73岁了. 他还能在死去之前回到他思念的那片童年乐土吗?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也许他本不该负担这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但是, 他真的能够放得下他背了近60年的江湖吗? 也许只有在身边的人死去之后, 他才能真正的放下包袱, 回到那片土地. 不然的话, 他永远只能是70年前那个在乡间小路上嬉戏的小孩子.

天下风云出我辈,
一入江湖岁月催.
皇图霸业谈笑中,
不胜人生一场醉.

提剑跨骑挥鬼雨,
白骨如山鸟惊飞.
尘事如潮人如水,
只叹江湖几人回.

　　几年前，各家为了共同的幸福，搬到了一起，来到了这个叫做葛村的地方。

　　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张家的鸡下了蛋，给李家送去，李家的牛产了奶，也送给张家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老夏家是新搬进来的。儿子在外面做买卖，赚了好多钱，在葛村给父母新建了栋大房子，漂亮阔绰，在村里数一数二。老夏家有钱，村里人都来串门子，想和老夏家搞好关系。前一阵老孟家要买摩托，钱不够，就去找老夏家借。老夏二话没说，给了老孟一叠现钱，把老孟都吓了一跳。这事儿后来在村里传出去，大家更是巴结老夏家，老夏一家于是乎也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而这种感觉良好也有些历史的原因。老夏出身好，解放前是他们庄上最穷最苦的贫下中农，给两个地主干活，其中一个就是老孟的远房表叔。后来解放了，土改了，贫下中农翻身了，老夏成分好，根正苗红，头一次体会到了翻身做主人的高兴，积极参加各种斗地主的批斗会，革命积极性很高。老夏还因此当了几年大队书记，直到后来闹红卫兵的时候被揪出来批斗，打得皮开肉绽，吃了好多苦。再后来，改革开放了，联产承包了，老夏家又得到了好些实惠，终于过上了好日子。前两年儿子出去做生意又赚了一把，于是现在更加财大气粗了，对着解放前盘剥自己的地主的外甥老孟，自然是神气十足。老夏时常感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贫农被压迫得那么惨，那么久，我永远都忘不掉。可如今，世道变啦，我们的时候到啦。”

　　村里人都围着老夏家团团转，一天到晚摆着笑脸，嘻嘻哈哈的。老夏感觉受到了尊敬，也很高兴，时不常去村里其他人家串串门子，跟晚辈的讲讲过去的事，跟老辈的拉拉家常，也是其乐融融。村里一派和谐的景象——至少老夏看来是这样的。

　　然而葛村的村民们也许并不这么想。他们知道，老夏尽管有钱，人也还算和善，但有一点他们觉得很奇怪：无论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只要跟老夏争起来，老夏必然发火，而后回家动员全家老小就要抄家伙，或者至少站在村头骂街骂上两个时辰。有一次街上走着一只鸡，老夏一口断定一定是他家的，几户邻居跟他说，我们可以商量一下看是谁家的嘛，老夏说，不行，我们家的东西，你们不许动，说着就要回去叫小子们一块儿抄家伙，弄得大伙吓得要死。老夏还总是对隔壁的老田心怀芥蒂，每次想起六八年老田带着一帮红卫兵来抄他家他就要骂人，说老田至今还死不认错，越说越气愤，有时候还随手从地上捡起块石头块就砸老田家的窗户。

　　动不动就要团结全家老小骂人、抄家伙，老夏的这种行为让村民们很是不解，也让邻居们不得不提防着点。可是他们怎么会明白，老夏家在旧社会的深重苦难，使得老夏把一切现在发生的矛盾都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几十年前的以往的纠葛上，于是情绪就容易激动起来。老夏家现在富了，有地位了，但这种被剥削被压迫被批斗的敏感心态一直存在着，而且还相当强烈。

　　夕阳西下。和山与谐山之间，炊烟袅袅。村头上，几个晒太阳的老头还迟迟不愿回去，继续聊着天。

　　“老夏也真是的，都和谐社会了，还那么计较……”

　　“唉，人家就那样。看来我们以后还是提防着点儿吧……”

　　不巧，这后一句正让从城里回来的老夏给听见了。老夏跑过来，对着老头们喊：“说啥呢，啊，说啥呢？谁威胁你们了？啊？都是你们这几个人，一天到晚挖空心思要和我作对，搞得全村人都说要防着我。这什么世道啊！哼……”说罢，一甩手，摆着阔步，转身就走。

　　老头们面面相觑，摇摇头，收起小马扎，各自回家吃饭去了。

　　在宁静的和谐山谷里，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话说这周是巴基斯坦的”黑旗周“，以纪念其最高法院院长一年前冒危险拒绝接受穆沙拉夫的命令并捍卫了巴国宪法的权益。这一年在巴国所发生的事情想必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不少，而现在的情况也看不出有任何朝正面的进展。与其说这周是巴国的”纪念日“，倒不如说它只是少数海外（和海内地下工作者）活动人士通过”沟通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所构造出来的假想性氛围，通过其建立来运行更有组织性的抗议和示威活动而已。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不难理解”黑旗周“在各大海外城市和校区行动的局限性。哪怕是三月九日在伦敦周年纪念的示威也只召集到了一百来人，喊了喊有消歧义必要的口号（Go Musharraf go–可以翻译成”穆沙拉夫下台“或是”穆沙拉夫好样的“），就不了了之了。

今天在哈佛的游行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两点准时到达聚集点时发现周围只有两个人：我的好友、组织者萨姆德和另外一位并不认识的人。过了一小会儿零星几个我校的巴裔学生懒懒散散地走了过来，虽然几个人有说有笑，但起码看起来还象样。又过了一会儿不少与我一样的”海外友人“（准确地说是萨姆德的好友）过来后就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此现象代表了我校学生对巴基斯坦状况所感到的严重性和紧急性——只要不觉得过于牵强的话）。大家基本上都穿黑（我没注意看邮件，上衣颜色不对）。在过后的几分钟内也没什么可干的，只是尽可能的把传单发给路人（大多是来我校参观的游客）罢了——虽然很明显大多路人并不在意。

另一位组织者（一位女士）到达后事情则显得好了不少。聚集的人数也差不多有了二十，而且起码我们有”黑旗“了；大家纷纷把旗子举起，和大多数人所穿的黑衣相配还是别有有一定的气势。就这样，我们准备好了这次示威的第一乐章——照相；大家不紧不慢的站成了几派，顺便摆了几个像样的姿势，花上了个好几分钟用三到四个不同的相机照了下来。我有点急了，问萨姆德说，我们怎么也得喊点口号，四处走走，才算得上是游行吧？——很遗憾，因为学校政策的原因，在校园内是不得大声喧哗游行的。那怎么办？出学校去商店街如何？——这个主意不错。然后我们就零零散散地走了出去，在何莉山中心门口重新整理队伍。

到了商业区才发现，原来这里无雨无雪温度大约高于零度的周六对异见人士是多么的宝贵。随便数数就能发现除了我们之外至少3-4个不同的团体。有反对肉食的，有反对伊战的，有反对奥运的，还有搞托派的——真不愧为剑桥人民共和国。我们重整后倒是履行了示威者应该做到的几点：挥了挥旗子，喊了喊口号，代表发了发言，递了递传单。还不过一小时大家就都散了。毕竟和其余共享商业街”有话要说“的各位来说我们还是有着质的缺点——谁叫我们大家都是有”之志气“的大忙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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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着这篇小记可能显得我非常反对游行示威这类的集体性行动，特别是那些组织一般，目的不明确，效果微小的”集会“更是显得无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现在的示威和上两世纪的罢工和大游行是有着质的区别的。我们是一帮不愁吃住，为了实现某些自己定义的概念化之理想的学生，而参与后者的是一些真正受压迫的人。我们甚至做不到最像样的学生运动：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的学生比起来，我们缺少了那种真正影响到每个人的文化焦虑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哪怕选择了行动，我们的初衷也只是一个有着思想—行动明确分明的概念，而不是那种直接影响到个体的精神性焦虑。所以相比而言我们的关注是肤浅的，是一种已经适应了现代西方社会”文化工业“的一部分。这样子的行动自然是不会有显著效果的：因为我们根本就已经放弃了行动的最终目的。我们只是为了提高他者对某些情况的重视，而并不直接的相信我们所作的能直接带来改变——所以按效果而言此类行动最终是无用的。

既然知道达成行动最终目的是不可能的，为何继续徒劳？有关这点我的见解可能是非理性甚至是矛盾的。就是在知道一件事情徒劳的本质上，才更要有继续这件事情的动力。可能我也如本雅明和布洛克(Ernst Bloch）一样，希望能通过行动来体会到那种救赎式的希望吧。对徒劳的了解是两面性的：一方面不同的可能性已经通过徒劳此定义哇暖排除了，而另一方面它又打开了人能体会到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三人时…

第一乐章：照相

“游行“

喊口号

黑旗首领与素食主义

百忙之中，想起了偶然听过的歌。那时正在全国各地做活动。到了广州，趁空闲时间和共事的朋友们去了书店。当时看到了胡德夫的专辑《匆匆》，并没舍得买。后来朋友买走了拿去放的时候，突然被这神奇的旋律震撼了。那并不是我所熟知的音乐。那是原始的，未经修饰的声音。如今的音乐都泛着精雕细凿的影子，而胡德夫的歌，透出一股粗糙的野性。他的歌声，有着乡村、山谷、草原和大海的气息，与有着时代气息的流行歌曲有着太鲜明的对比。听了他的歌，身体也像是呼吸了最最纯净的空气一般，产生了未知的神秘反映。时代在变，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总能创造出属于新时代的产物。然而人性最深处那种对原始的狂野气息的追求与崇拜，是进化的道路上，神灵留给我们的宝藏。而胡德夫，便是用歌声挖掘这宝藏的使者。

从举办第一场演唱会到出版第一张专辑的三十年时间里，胡德夫的身上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从台湾校园民谣运动，到原住民运动，台湾发生了太多太多的故事。歌声无法记录历史的所有细节，却留下了人们最真实的情感。这种感性的历史，串联起来，就构成了一部独特的史诗。每当音乐声响起，听众们便仿佛坐在老人面前，听他用沧桑的歌声讲着渐渐被人淡忘的故事。歌声带来的是欢笑，是泪水，却都是纯粹的感动。如果想要从歌声中听懂什么，胡德夫会教你倾听世人的呐喊，教你感受自然的美，而最重要的是，教你净化自己的灵魂。

百忙之中，我决定纪录下这份震撼，延续歌声带来的感动。

太平洋的风

是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 吹过所有的全部

从太平洋吹来的海风，吹过海岸，翻越山脉，吹进了美丽的山谷。海风吹来了生机，吹来了太平。吹过了许多人的脸庞，最后才吹上了我的。祖祖辈辈，都被这股海风洗礼着。歌声就像风，包围着我，让我仿佛置身太平洋中那个富饶兴旺的岛屿。太平洋的风，一直在吹。而岛上古老的民族，在海风的保佑下，世世代代传承着属于太平洋的声音。

牛背上的小孩

山是浮云，草原是风。他是牛背上的牧童。终日赤足，腰系弯刀，牛背上的小孩唱在牛背上。时光流逝，人生匆匆，牛背上的小孩在哪里？或许，老人沧桑的歌声里有着答案。

曾是那牛背上的牧童，跟着北风飞翔跳跃。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离开碧绿的田园，飘荡在城市的边缘？

对命运的疑惑，对民族的反思，终不得答案。当汹涌的瓦斯充满阿眉族的胸膛那一瞬间，愤怒和悲伤浓缩在笔尖，心中的不解变成了文字。多少年时光流逝，文字伴着歌声继续流传着，却依然没有回声。

为什么，为什么，走不回自己踏出的路，找不到留在家乡的门。

关于胡德夫，很多人有话说

找歌词的时候，去胡德夫贴吧看了看，顿时觉得心里很凉。上面很多帖子都是关于某个音乐颁奖的争论。胡德夫的歌迷和王力宏的歌迷纷纷破口大骂，骂对方不懂音乐，诅咒对方和他们的偶像。其实，没有几个人真正懂音乐。歌声带给我们什么需要我们自己去理解。静下心来听音乐，就能发现音乐都是好的，都是美的。但愿音乐带来理解和倾听，但愿人们用耳去过滤杂音，用心去倾听灵魂。

胡德夫与我们所熟知的流行歌手太过不同。他没有靠音乐赚一辈子花不完的钱，没有太多八卦，没有惊人的专辑销量。但他，和许多年轻歌手有着一个共同的梦想。不只是他，不只是他们，我们谁敢说自己没有过大声唱出自己的心声、自己的愿望的时候呢？孩提时代起，甚至母亲腹中的时候起，音乐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是自然而然，在不经意间被我们表达出来的灵魂。无论是胡德夫，还是年轻的歌手们，他们用各种方式唱出灵魂之声。

最后

太平洋之上，美丽的岛屿孕育的小伙还在歌唱，只是脸上有了皱纹，手心长了老茧。太平洋还是年轻的，歌声也是。和人们匆匆的一生相比，歌声是永不凋谢的力量。

太平洋的风，一直在吹。

近日隨手從書架上拿下一本未標點的四書集註，以未句讀的方式呈諸上，僅想說明一個我們都發現了很久的問題：文言文不句讀很難讀懂。同時論語中又有一些例子因為句讀的不同導致不一樣的理解。句讀的缺失，似乎給我國古代文化的傳承造成了一定障礙，當然從另一角度來看，未句讀的句子可以被重新闡釋，以起到闡釋人預期的效果，所以才造成了中國古代思想界對於儒家思想的無數次註釋。

句讀，在中國古代，從來都是進入私塾先生教導學生的第一項技能。句讀之不知，被很多古代人認為是文盲的標緻。其實也正是這樣，句讀之不知，只可誦讀單字，那就不可能對書本有任何連續的理解。所以，句讀對於我國古代很重要，對於今日有志了解中國古代文化的學者來說，句讀也是直接閱讀原文的基本功底。但最近在看這本四書集註的時候，總在思考，為甚麼我們非要讓讀者句讀不可？難道作者自己寫的時候就不知道句讀？

其中一種解釋是春秋戰國時期，書寫十分不易，書寫成本較高，所以當時的文言文的表達，盡量以簡潔為主，就連句與局之間的斷結也被直接忽略了。但我個人並不贊同如此說法，先進遺用的句讀方式不過是在句末加個“○”，以表示一個語句的斷點。甚至也可以直接用“、”來斷句。即使在戰國時期以竹簡書寫，多刻那麼條橫杠，這又何妨。

但如果我們研究別的書寫系統，一樣也可以發現如此現象。就像哥特語，和文言文一樣不具有標點。可能這個問題是需要從人類書寫系統發展的角度來考慮的，不是一個民族存在的問題。我在此姑且臆測一種解釋：
橫向比較世界上的文字發展，幾乎在所有文化中，文字不僅僅具有傳達意思的作用，還代表了識字人的社會地位。在很多古代社會中，只有社會地位相對較高的貴族階級才可能識字。當中國的文字從很多史前文明的器皿上得到起源，被龜殼甲骨所傳承，最後刻錄於竹簡上的時候，文字的形狀發生了很大變化，但識字的群體並沒有改變。因為漢字的複雜構成，中國的識字率直至近代才又很顯著的提高。也就是說，中國社會，不論甚麼時候，識字和閱讀不是大多數人所能做到的。雖然尋常百姓家也可以出秀才甚至狀元，但這樣無背景的奮鬥都是依靠當時一個氏族甚至一個村落來完成的。識字和閱讀，這種不具實際生產意義的技能，並不是中國古代大多數人所需要擔憂的。所以，即使文化從古以來都缺少閱讀的句讀，但這並不是大多數人的問題。而作為讀書人，從小研習如何句讀，自然閱讀也不成問題，並無心去改變這樣的現狀。最終，中國社會在其自身表達上被文字束縛了千年。